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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员干部的人文修养

2019-10-16 11:48    来源:未知    

  一说到人文修养,就要接触到人文学科的界定。在我国,传统学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分类;“五四”前后,学术界开始作现代的分类,像胡适所说的“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文学的归文学”;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明确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对人文学科却有所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逐渐重视起来,当然,还不能尽如人意。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包括经济学、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如果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学科是更贴近人的,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语言是人的思维工具,文学表达人的愿想与追求,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体现人的思维成果。人文学科,整体上说,关乎国民素质与民族精神;个体上说,关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的作用是基础性的,靠着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国传统中对人文精神特别重视。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实际正是教化人。

  我们说科教兴国,但绝不等于技术兴国,其间存在着人文导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金钱的,有些人丧失良知,见利忘义,失去了道德底线。靠什么来救治?这就离不开人文精神。单看经济管理,似乎与人文导向无关,可是,怎样进行资源配置、如何生产、谁来生产、什么时间生产、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销售、如何搞好售后服务、产品利润如何分配等等,又直接关涉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导向,而不再是技术范畴的事了。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近些年,我国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这是至关重要的。还是爱因斯坦讲得好:“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却是最基本的。”那就要靠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教育。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掌握某一门科学技术,但人文素养却是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美国成大师戴尔?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没有科学传播的教育,只是培养理想信仰固然称不上教育;同样,没有人文影响的教育,只是传授知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所谓教育,本质上是人的灵魂的教育。人文修养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复旦大学提出“通识教育” (其实就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承、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研究、批判性思维、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这些都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内容。美国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零点项目”研究计划,专门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苏美空间技术的差距,它不是仅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从人文素质的落后来探索美国空间技术落后的原因。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线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高科技发展到需要人的理智去驾驭时,需要用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去治理,要爱这个社会,爱自己的民族,爱我们的地球。

  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耗散结构”的概念,就是物体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对外交换,吸收了又排除,以保持本身的稳定形态。借用这个说法,我想说: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人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精神能量,充实、壮大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这就需要加强学习。有这样一句十分透辟的话:“人的后半生是让前半生点亮的。”说的是年轻时应该抓紧时间提高自己,努力增强人文修养。可是,人们普遍面临着一个尴尬情况,反映了人生的无奈:“好(hǎo)读书不好(ho)读书,好(h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到了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大量的新课题、新情况、新矛盾,对党员干部(包括基层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整体来看,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优势明显,文化程度比较高,大多受过系统教育,思维敏捷,接触面宽,组织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强。但也毋庸讳言,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思想理论素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许多情况下只能照本宣科,重复一些术语,而缺乏分析、判断能力;工作、学习中,尚处于经验形态,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形态,缺乏必要的学养支撑,缺乏真知灼见,不能从理论高度、思想深度上加以指导。二是有些同志知识面比较狭窄,视野、思路不够开阔。眼界、胸襟直接关系到思路以至思想境界。因此,中央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突出地指出了这一点。多数同志文化底蕴不足,所熟悉的是工作任务,而并非学养,可以说,有职业而没有专业,甚至也没有事业。三是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圈子比较狭窄,接触面有限,交游不广,特别是不善于同一些非党干部和专家学者交朋友、打交道。党员干部应该以周恩来为榜样,广交朋友。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你这样讲不符合实际,我每天都在开会、参加活动,都在打电话、约谈、会见、餐叙,怎么能说交游不广呢?我说,你那是开展工作,联络事宜,充其量属于一般性的生活交往,并不等于交流思想、“交换能量”,更不等于结交挚友。四是从作风上说,有些同志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煞不下心来,坐不住。每天应酬太多,参加活动太多,看电视剧、从电脑上浏览信息太多,而读书、思考、研究问题太少。加强人文修养,恰好可以弥补上述存在的缺陷。

  二有的同志要求我讲讲自己成功的路径。路径是有,但成功谈不到,而且,有些方面缺乏普遍性。我在正式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曾经读过八年私塾,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功底,但是缺乏新的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数理化,一窍不通。进入中学以后,才开始补课。参加工作后,我非常重视理论学习,1965年,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过全省表奖大会。“文化大”期间,我通读过两遍《鲁迅全集》。70年代,我下了很大工夫,系统地钻研过《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这些经典著作,使我受益无穷,特别是《反杜林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以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奠定下较好的哲学基础。传统文化教育,对文学、史学功底的养成至关重要。过去讲,六经皆史,文史不分家嘛。这条学习路子未必有普适性,但有一条可供借鉴,就是我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非常扎实,我坐得住冷板凳,肯于卖力气,能够下苦功,而且做到持之以恒。学习最怕的是从兴趣出发,浅尝辄止,心性浮躁。读书不是最终目的,最后要能从知识形态化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化为人生智慧。

  我以为,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恐怕没有条件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适当的方法是结合实际,找准一个切入点,然后向纵深扩展。学习,最根本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努力从朴素型、经验型、自发型、执行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的研究探索,通过科学理论武装,提升思维层次。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这里,哲学思维是最重要的。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成为问题。

  当前,研究理论问题有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者说是门径,就是从科学发展观入手。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既集中体现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又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里面涵盖了哲学思维、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积累、生态环境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规律;既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又重视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既要统筹国内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加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围绕科学发展观,实在是一个学习科学理论、增强人文修养的理想课题。

  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这当然不错。在知识激增和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决定高度,知识是权力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其实,若是细致地分,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每天打开电脑、电视、报纸,看到的都是信息,可是,如果仅仅满足于信息层面,不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求就是问题了。信息是事物、事实、认识的展示,可供人们据以分析与参考,它强调的是新鲜,但这只是“初级阶段”。如果把信息看作是矿砂,那么,知识便是大量的事实与认识的矿粉投入熔炉之后,提炼、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材料。这是第二步,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须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探索规律,增长智慧。用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三个层次:古籍《战国策》上有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就有了知识含量。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贪杯而致者。这就是智慧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国发现哈雷彗星,始于殷商时代,春秋时期开始记录,一直到清末,两千余年从未间断,共计有31次出现。这可称为世界唯一。但是,却不知道这出现了31次的彗星竟是同一颗。就是说只是停留在信息层面上。到了17世纪,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言了它出现的周期——76年回到太阳身边一次。这就上升到了知识、规律的层面。还有一个实例。1935年,毕业于医学院的奥地利的洛伦兹,在继承祖业行医的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一天,他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跟随自己转,他立刻推测到,这是因为小鹅出世后把第一眼看见的人当作了它的母亲。这种现象,只要生活在农村,都会见到,新孵出的鸡雏,会跟定你不放。大概很少有人思考其中的奥秘吧?可是,那位洛伦兹却据此推论:大多数动物在其生命的初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而且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从而创造出来一门学问——现代动物行为学,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为思想意识层面,从中获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触类旁通、豁然贯通。而智慧则是知识与思想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灵魂,是起统率作用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蕴;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古希腊的哲人把哲学说成是爱智慧。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应用于实际的哲学,往往表现为一种判断、决策与战略抉择。它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一种大智慧。

  我们党集中了一大批富有大智慧的思想家、战略家。像的军事智慧,周恩来的外交智慧,的智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一国两制”、“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许多方面,还有苏东剧变时提出的六句话:“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来又加了一句:“有所作为。”都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惊人智慧,对全党全国富有重大的直接指导意义。看得出来,智慧反映的是一种预见性、全局性、战略性、超越性与实践性。

  有人说,三到五年,世界上的知识就增长一倍,但决不可能人类的智慧三到五年就提高一倍。现在,信息和知识已经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但并不能说,思想和智慧已经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知识的演变是进化论,而哲学智慧的历史演变,不是进化论的。有人把古代哲学说成是萌芽状态的,朴素、低级的,这是把科学知识的概念移入到哲学智慧的评价。其实,孔老之学,周易之学,直至两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超越。再者,哲学观念是历史性的。有人用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古代社会,而对权威、等级观念持全盘否定态度,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权威是必不可少的,恩格斯就专门论证过。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更不能安定。在学习、思考和研究中,为了获得智慧,悟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智性过剩,悟性不足,是一些搞学问的人的通病。

  哲学之外,人文学科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学,学习历史贵在结合实际。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可以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做法。前些年,同志曾经邀请八位教授就有关历史专题进行讲述。其中一篇是就民族边疆史以及宗教问题展开的,并且以清朝为例。应该承认,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较之以往各朝代都是成功的。基本策略是八个字:恩威并施,宽柔相济。主要内容是:一、加强中央的权威,采取灵活的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对新疆采取伯克制,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对采取和班禅合治的宗教体制,对西南边陲采取土司制度。有个说法叫“因俗以治”,是乾隆朝提出来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成分。二、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三、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四、移民开发边疆。有些内容和手段,属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工具,应该摒弃。但那种结合实际,区分对待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借鉴的。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这里就牵涉到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问题。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族存,文化亡族亡。从内部说,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滋养我们内在精神、气质的源泉;从外部说,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往长远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在这里,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

  传统文化以至整个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的物质层面是表层的;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属于最深层次;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典章制度、法规体制。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三大支柱——儒、释、道。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的话,大体上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是连续性,二是渗透性,三是吸纳性,四是稳定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梁启超1902年创办《国学报》是个标志。国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小学,具体说,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二是经学,有的叫“五经”,有的叫“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春秋》。国学的代表作,叫做“三玄”(《易》、《老》、《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少了一个《乐经》)。国学的特性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开放,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修齐治平)。

  这里最根本的是“四书”。在《论语》中, 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的《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 ,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宣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振兴国学,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这要从教育入手,在全民中普及。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孔子感叹人口稠密众多。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然后又该怎么办呢?子曰:富之。——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子曰,教之。——这里的“教之”是指提高人民大众的道德素质。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作通俗化的解读,唤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同时也产生一些偏颇。应该看到,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现在有些解读,随意穿凿附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把牛奶变成了代乳粉,严肃的经典变成了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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