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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峰:纪念周恩来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全文
来源:未知 2019-05-01 22:09

  编者按: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纪念日,刚刚出版的2015年第三期《党建》杂志刊登署名文章《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回顾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和伟大的典范。在此刊发全文。《党建》杂志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永远的榜样》。

  周恩来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的人。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对于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在以习同志为总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到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特别是要深入研究他有关领导工作的三篇文献:第一篇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写的《我的修养要则》;第二篇是他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第三篇是他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所做的《学习》的报告。

  《我的修养要则》,全文不长,共七条,照录如下: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素质和修养是领导者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的基础。只有具备很高的素质和修养,才能具备很高的领导艺术和很好的领导作风。这七条修养要则,贯穿了周恩来一生的实践,奠定了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的基础。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是周恩来为中央南方局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关于领导者的立场,周恩来强调:(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周恩来认为:(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关于领导艺术,周恩来指出: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作风,周恩来重点讲到列宁和,他认为,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人的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讲的这些,既是对中国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领袖领导风格的高度概括,也是周恩来自身领导工作的深切体会。

  《学习》,这是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读来尤为亲切感人。这是周恩来向全国青年的号召,也是他一生的遵循。其中讲到,学习必须全面地学习。他认为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地上。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学习,还要学习日夜不息、从不满足的学习精神。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思想,学习领导艺术,在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

  这三篇文献,是周恩来领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认识周恩来、理解周恩来,认识和理解周恩来领袖气质和领导艺术的钥匙。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七十余年如一日,二十六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通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我体会,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举轻若重,广大精微;求真务实,以诚持国;顾全大局,辩证包容;求同存异,坚定灵活;知人善任,依靠群众;谦逊实际,平等待人等重要特点。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大师。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与周恩来。赠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两副诗联表达了马一孚先生对和周恩来的敬仰,也反映了他对两位伟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线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有惊人的关注细节的才能。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个精彩的历史瞬间。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特别交待有关同志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放映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能让外国朋友看懂,代表团的同志打算搞一个15 页左右的英文说明书,发给外国记者。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指出: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他出了一个主意: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结果,演出大为成功,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周恩来还让有关人员把影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举轻若重,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等重大经济、、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周恩来同一样,在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工作习惯,建国以后一直未变。在二十六年总理生涯中,他很少在清晨4点半或5点以前就寝。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10时半或11时。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然后开始工作。这里,是一位秘书以日记形式记录的周恩来的一天:上午11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15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住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楼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铺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5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恩来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沫若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9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10点,作为军委,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总理说,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子夜12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深夜2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3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4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5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看来并不重要的,他都事无巨细,抓得很紧。因为他懂得,成就大事业必须从小事情上做起。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展一整套新思想、新任务的新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有两幅12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冠华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恩来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炳南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送错了几份文件。周恩来让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总理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周恩来一次,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六十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恩来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尤其是经济工作,更应实事求是。主张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他历来要求“要戒慎恐惧地工作”。郭沫若曾经向周恩来引述过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里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对周恩来作了由衷的赞美。

  中国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也不能没有周恩来。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强调了既作为理论观点、又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的“真”和“实”这一最根本的内容。在他的思想方法中,真和实,既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